王放西双版纳出现剧烈动荡的动物不少,这次

导读：一路北上、挺进昆明的云南亚洲象群，究竟要走去哪？据“云南发布”消息，截至6月4日17时，北迁象群不再继续北上，往西南迁移6.6公里，持续在昆明市晋宁区双河乡活动，人象平安。象群北上，是“出逃”还是动物最基本需求，怎么“劝返”？原本的栖息地发生了哪些剧变？象群事件背后折射的仅仅是15只大象的问题吗？动物保护究竟该怎么做，人类与动物、与生态系统如何共生？对此，观察者网采访了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王放。以下为采访全文。

5月28日在云南省玉溪市峨山县境内拍摄的象群（无人机照片）。图片来自新华社

观察者网：这次象群北上的原因，似乎还没有确切的答案，有些说法甚至看上去是对立的，比如有人认为栖息地被破坏了，另一些人则认为，是当地环境恢复得太好，树林茂密反而影响了大象通常吃的低矮灌木生长，导致它们被迫外出，你怎么看待这两种说法？

王放：这次象群迁徙在有些描述里边被说得很有趣，在有些描述里面则很神秘，大象好像有远大的目标，要一路向北。其实，我觉得第一个必须认识到的问题是，大象绝不是“出逃”，保护区也不是把动物关起来的地方。迁徙或者迁移，是动物最基本的需求。如果动物不能正常移动，那么它们的生存能力将大幅度下降。

迁移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可能是为了食物、水源、繁殖，寻找新的栖息地，逃避捕食者或者回避过于强烈的竞争、降低近亲繁殖风险等等。当动物失去迁移能力的时候，种群生存力往往可能下降，严重时甚至可能局部灭绝。

迁移有一些基本的、跨越不同物种的规则。如果土地的生产力下降，比如森林没有足够的树和食物，再比如草原退化、出现荒漠化，那么动物就会开始迁移。如果土地变化剧烈，质量急剧下降，往往会导致动物开始长距离迁移。

声称当地环境恢复太好，所以不适合大象生存，这在我看来是无稽之谈，在科学上也是站不住脚的。一个最简单的判断就是，在过去几十年里，全球的大象数量下降了超过50%，而在西双版纳区域，尽管过去20年大象数量可能出现了回升，但是如果我们看50年、年的变化，整个区域的大象数量是处于持续下降之中。

在大规模开发和橡胶树种植之前，这个地方有连片的原始森林、分布着雨林和季雨林，有原始得多、保存完整得多的植被，它们在自然生长的状况下，源源不断地给大象提供食物。

今天从整体上看，好像西双版纳的“森林”在增加，但是增加的部分中有相当比例是橡胶林。大面积地砍伐热带雨林、甚至是季风常绿阔叶林，用来种植橡胶树。橡胶林虽然是森林，但是它的物种组成相当单一，像绿色沙漠。同样重要的是，草坡、溪谷、灌丛这些森林之间的低海拔沟谷地区，是大象最喜欢的地方，也是被优先开发的地方。因此我不同意说因为森林恢复好了，大象反而不能够在这个地方生活的情况。

真正出问题的地方是，第一，天然森林的整体趋势还是在消失，第二，森林变得高度破碎化和孤岛化。以前大象最喜欢的这些山地之间、沟谷里的河滩、平缓的坡地，还有草地，都被种植了大面积的橡胶林，变成了人类活动空间，它们失去了连接。

西双版纳橡胶林内部地表情况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顾伯健博士拍摄

观察者网：谈到人与象的关系，除了橡胶林的问题，也有一些其他说法。比如有人提出，年开始收缴猎枪以后，大象所受的直接威胁大幅降低，最终它们发现了这一点，因此也成了远距离迁徙的成因之一。你认为这样的因素确实存在吗？像大象这么聪明的动物，改变行为，真有可能需要那么久吗？

王放：我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这次事件不能仅仅停留在15只大象，我们应该意识到这背后藏着动物生存的普遍规律，这背后的困难和挑战也是其他大量动物所共同面对的。当动物的迁移出于某种原因被阻断之后，往往需要花几十年的时间重新学习迁移，重新获得迁移的能力。尤其是在大象这样的社会性动物里面，不管是迁移还是觅食、求偶、繁殖、越冬，它们都是集体行动。这意味着它们之间遵守着一些固定的规则与习惯，有点类似我们所说的“文化”。

而这些规则和习惯是通过一代代的传承，通过幼年个体的学习，也通过在这个世界里的尝试、适应和犯错之中形成的。所以当环境急剧变化时，它们要花很久的时间去适应，即使环境真的再次好转，它们也要重新适应。重新适应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探索、尝试、犯错，也意味着不仅仅是15只向北迁移的大象，其他大象也需要在这个森林生产力变低、环境急剧变化的环境中，增加自己迁移的距离和频率。

观察者网：还有人指出，从年起，因澜沧江景洪水电站建成，水位上升，导致象群迁徙通道淹没，它们只能活动于西双版纳州勐海县与普洱市澜沧县境内，从此被命名为“澜沧勐海象群”。对于大象这样的明星物种，按理说环评是不可能忽略它们的，是否当时对象群的迁徙需求估计不足？能否介绍下亚洲象的迁徙习性？

王放：探讨大象的迁徙，我们要意识到整个事件的大背景。大象的原始祖先生活在非洲，但是今天从非洲到印度、中国、一直到南亚岛屿上面都有大象，可见它们本身就是一种能够进行迁移的生物，在迁移的途中也在不断改变自己的习性，不断适应新的空间。这些变化是在万年的尺度上发生的。

而在过去几十年，或者说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发生了什么呢？一旦出于某种原因，长距离的迁移被阻断，那么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动物往往需要花很长时间重新学习迁移的能力。这种学习也意味着犯错，意味着要重新形成新的习惯，也意味着会出现更加异乎寻常的迁移。

回到大象上，它们的迁移是从来没有停止的，在西双版纳保护区的子保护区之间，在城镇之间，一直存在象群的迁移和游荡。有大象在向南走，也有大象在向北走。这种迁移的能力在大象中普遍存在。

而在这次事件里，确实出现了更长距离的迁移。但是这样的长距离迁移，在动物世界里也并不是仅此一例。像我们熟悉的美洲的灰狼可以在一年之内移动超过0公里，美洲狮可以迁移超过公里；而一些食草动物，比如说驼鹿、麋鹿，可以在一年的时间内迁移超过公里甚至更长的距离，青藏高原上的藏羚羊也会迁移公里。

所以，迁移是动物世界里最基本也最常见的行为，这次大象的迁移路程或许让人吃惊，但是从整个动物发展史的角度看，我们仍然首先需要意识到，第一迁移普遍存在，第二长距离的迁移，对动物长远的生存是必须的。第三，动物行为的最终目标是为了生存，因此如果不是生存遇到了挑战，它们为什么要冒险闯入未知的区域呢？

观察者网：还有人提出比较奇特的观点，这次事件与磁暴、磁感应有关，声称“烙印在其基因中的迁徙本能偶然间被激发，而这可能与太阳活动有关。”但在我看来大象与鸽子、帝王蝶的差别还是很大，也没有其他更多、更明显的动物异常现象佐证。你如何看待这种“磁生物学”的说法？

王放：我觉得，对于磁暴的作用机制，即便是在鸟类这些已有大量研究的物种身上，还是有很多疑问，而在大象身上，以前没有观测到类似的情况。

而且从逻辑上面判断，如果大象的迁移、行为受到地磁或者太阳磁的显著影响，我们应该注意到全球的象，至少不仅中国的象，包括南亚印度和其他区域的大象也都会出现异常的、长距离的群体迁移。但是目前没有这样的证据。

所以，一方面没有野外证据，另外一方面，在微观的机制上也面没有透彻的了解，在这个时间点上，做这样的判断需要非常谨慎。

观察者网：现在人们还很关心如何才能让这群象返回。用食物引诱象群的措施，在规避人口密集区域方面似乎有点效果，但好像还不足以让它们掉头。现在是不是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王放：我们确实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我想很尖锐地讲一句抱歉的话，生物学家、研究野生动物与生态系统的人，在这个时候的作用已经很小了，大象专家起不到多少直接的帮助。

为什么？生态学家们的作用或者功能，是应该在几十年之前就发挥的。这些研究野生动物的人能干什么？干的是给大家讲述动物的环境需求，识别动物自然保护的困境。一个又一个研究大象的团队，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在强调橡胶林、栖息地退化和保护，强调给大象建立迁移的通道，所以这些生态学家做的事情，更接近于防患于未然，从根本上扭转局面。

但是，如果这些保护栖息地的建议，这些从根本上给它们留出生存空间，给象和人留出缓冲的建议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那么到今天，自然就会出现大象和人的矛盾加剧，甚至大象长距离迁移的现象，耗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

今天这种局面是应急处置，生物学家可能在这个时候，还不如手握着麻醉枪的麻醉师，不如能够调动部队或消防员的管理者，也不如监测队员。和事后补救不同，生物学家是应该在这一切发生之前去想办法阻止的，而这就需要我们能够在几十年前、在环境出现急剧改变之前，就听到这些保护生物学家的话。

那么，有没有好的例子呢？有的，比如不管是大熊猫还是雪豹，保护措施就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观察者网：您刚才提到了麻醉师，确实也有很多人在想，是不是可以麻醉后“遣返”。这样的操作是不是难度很大？

王放：我参与过一些野生动物的麻醉和捕捉，比如黑熊和鹿科动物。麻醉动物本身就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需要准确地估计动物的体重，需要评估动物对于不同剂量麻醉剂的敏感程度，要避免过量麻醉和麻醉不足，经常需要先用小剂量注射，再逐渐增加补充。

而且在这个过程之中，动物可能出现应激反应，出现过敏，或其他不良症状，所以还需要兽医医疗团队。

即便是麻醉之后，也需要给动物时间恢复，需要在它有可能受伤的时候限制其行动，还需要减少应激反应，不让它认为自己受到了伤害，需要观察它从麻醉状态重新恢复之后会不会有报复或者其他行为。而对于15只象，里边又有小象，这样一个互相保护、互相支持的家庭，要麻醉它们是极度困难的。

年12月，18头亚洲象重返云南西双版纳勐仑保护区，当地紧急启动肇事预警监测。图自央视

观察者网：在澜沧县林业和草原局的报告中，提到资金投入不足，对亚洲象的监测巡护、预警造成很大制约，而且亚洲象专业管理人员不足，由县林草局保护股管理。似乎很多环境问题，最后总是归结为钱，但是在有限的资源下，我们还有哪些改进的空间？

王放：亚洲象的监测和预警，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我们有接近头亚洲象，分散在5只到20只组成的几十个群体之中，而且它们会移动，它们头顶可能会有树或其他遮蔽物。因此，监测这么多象，是一个巨大且不能松懈的工程。

除了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工作的持久性都是巨大的挑战。我想这不仅仅是钱那么简单，确实是一笔巨大的社会资源。

观察者网：现在人与野生动物的冲突也时有报道，国内关于这方面的赔偿制度，建设得如何？

王放：在西双版纳，据我了解，自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有了一些生态补偿，到年已经有商业保险。人面对大象时所受到的损伤，不管通过政府还是商业机制是能够得到一定补偿的。

在西双版纳区域，当地居民已经对大象展示出非常大的容忍与包容，我想赔偿机制也是背后一个重要的原因。在南亚的一些区域，肇事的或者与人冲突的大象，往往直接就被捕杀了。

当然在西双版纳民众的容忍背后，除了赔偿，也有大量的努力，就像之前提到的监测、预警等各种复杂的机制。

“绿盾”专项行动第八巡查组在云南巡查发现，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长期存在违法违规开发建设活动，如管护站出租土地建矿泉水厂。图自澎湃

观察者网：考虑未来的方向，也许可以说有两种思路，一种是进行生态移民，从而扩大“封闭式”保护区，加强连通性。也有人发表文章，反思“封闭式”保护，要探索“封闭式”保护的突破口，比如以生态系统容量为基准，合理划定保护规模；尊重社区传统利用方式，构建人与生态系统共生关系；针对无火灾式管理影响林下植被更替的问题，倡导还原真实完整的自然生态系统等等。您认为哪些想法有可取之处，有些人是否过于美化所谓的“社区传统利用方式”？

王放：第一，我认为对于封闭式保护区的讨论有很积极的意义，但是西双版纳的保护区从来不是封闭的。保护区周边、甚至保护区的内部也还存在人类活动、干扰、甚至橡胶树种植这样的行为。因此，尊重社区传统利用方式，构建人与生态系统共生关系；针对无火灾式管理影响林下植被更替的问题，倡导还原真实完整的自然生态系统等等都有可取之处，但西双版纳和我国很多区域的自然保护，需要先把最基础的功课做好，就是保护栖息地。

我认为，问题的根本仍然还在于我们需要连贯的栖息地，这些连贯的森林不仅是大象需要的，也是当地人需要的。它像是一个缓冲，可以让大象在大面积的栖息地里边移动，也可以让大象在获取食物的时候尽量减少跟人的接触。

事后赔钱可能能够弥补当地居民的损失，而监测和报警机制，能够在大象游荡的时候，减少人象狭路相逢，激怒大象的几率。但遗憾的是，这些机制看起来都不是能够扭转问题的根本，无论如何，栖息地才是一切的根本。

这也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问题，动物的迁移扩散是有普遍的规律的，当栖息地质量下降，当栖息地生产力降低，出现剧烈变化的时候，也是动物开始出现行为异常的时候。这些都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而版纳出现剧烈动荡的动物，还有白颊长臂猿、印支虎、绿孔雀，而这一次，是大象给我们上了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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