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何兆熊赴澳研修的人生经历

　　　　　　　　　　　　　　　　　　　　　　　　　　　　

编者按：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建校70周年。《回眸》专栏刊登系列主题文章，记录学者教授的亲身经历，回忆难忘的历史故事与感人瞬间，体悟中国高等外语教育、外语教学改革的点滴历程。

赴澳研修

——人生中一次宝贵的经历

人生几十年，其中总会有那么一件或几件事给他一生带来一些比较大、甚至是转折性的变化，乃至改变他的生命轨迹。改革开放40年对我的人生影响最大的事莫过于年代初我公派出国进修的经历。

当今的中国已经是一个高度开放的国家，出国完全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现在的年轻人恐怕根本想不到在改革开放以前，一般的中国老百姓是不可能自费出国旅游的，更谈不上自费出国留学。即便在我们这一代人眼里，20世纪上半叶自费出国留学也只是少数富庶人家能让自家的子女做到的事情。年之后，出国留学都是国家公派的。20世纪50年代，多数的留学生是派往苏联的。“文革”中有极少数的人被派出国，但那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留学，只是学一点外语，而且选派人员首先要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和遴选，出身好、政治上信得过才会有这样的机会。到了“文革”结束、“四人帮”被打倒、国门开始被拉开一条缝的时候，高校教师里才开始有人被公派出国留学，但是这纯属“稀缺资源”。当时的上外英语系，60年代毕业留校，时年三十几岁的青年教师少说也有二十几个，但通过各种渠道公派出国的名额一年大概就不过一两个。要让当时所有的青年教师都轮一次的话，少说也要十年吧。可见一个出国进修的机会是何等的金贵。这样的好事在年就降临到我的头上，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

出国

我是年3月作为两国外交部之间的留学生交换项目前往澳大利亚墨尔本进修的。该项目始于年，第一批包括北京大学的胡壮麟、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胡文仲、华东师范大学的黄源深、西安外国语学院的杜瑞清、上海外国语学院的侯维瑞等九名高校教师，一个学校只给一个名额。他们这一批是派往悉尼大学的。我们这一批是八人，派往墨尔本的拉筹伯大学（LaTrobeUni.），其中高校教师五人，我是其中之一。

何兆熊教授（中）与拉筹伯大学副校长（左）、北师大赵太和教授（右）的合影

大概是在年冬天，那天我没有课，没有去学校，午饭时分，收到传呼电话（当时上海绝大多数人家里是没有电话的），叫我回电英语系总支办公室，找姓曹的老师。我不敢怠慢，马上放下饭碗到公用电话亭去给总支打电话，接电话的是总支副书记曹萃亭，他说有一个到澳大利亚进修的名额，决定给我，叫我下午到学校去告知有关细节。回到家里再端起饭碗，我的手都在发抖，我妈妈问我怎么这么冷。其实我不是冷，我是紧张，是兴奋。说实在的，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了，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出国的事，当初被派出去的人极少，出国进修这等好事一时也不会轮到我啊！我不知道当时英语系总支是怎么做出这个决定的，时至今日我依然不知道是谁做出了这个影响我一生的决定，也许我永远也不会知道，只能暗暗猜测，但无论是谁我对他都永远心存感激。

在澳洲的学习生活

年3月到达拉筹伯大学后我的留学生活就开始了。大家心中只有一个模糊的大目标，那就是进修英语，另外再学点语言学或者文学。出国前我唯一能做的准备就是把当时英语系教师阅览室里能找到的绝无仅有的一本原版引进的语言学方面的著作——韩礼德的CohesioninEnglish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澳方学校对我们这批中国来的学生可以说一无所知，其实我们是第一批公费来到墨尔本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在一般的澳洲人眼里，我们就和他们听说过的中国大熊猫差不多，他们对我们感到陌生和好奇，但十分友好。澳洲的大学实行的是一年三学期制，于是第一学期我们就被安排到语言中心去上课了。

拉筹伯大学校内景色

语言中心的教学对象是那些准备进入大学本科学习但是英语还不过关的外国学生，还有一些移民和难民。按我们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我们几个大学教师都够得上在语言中心当教师了。不过在语言中心的一个学期也不全都浪费，至少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向校方展示了我们的英语水平；其次这一个学期给了我们时间逐步熟悉、适应国外的生活环境和学习环境；最主要的是使我们了解了国外的一些教学方式。语言中心先是对学生进行水平测试，根据学生的水平分到不同层次的班级里去，但是负责教学的三个老师并不是一个人教一个固定的班级，而是到三个层次的班级轮流上课。另外，上课没有固定的课本，每次上课老师都会捧着一沓课本进课堂，根据需要和她个人的喜好挑选上课的文章。这样做的好处是学生可以接触多名老师，接触多种课本，多种不同的教学方式，当然对于我们这些穷学生来说可以省去自己买书的钱。这种灵活的教学安排可能比较适合语言中心这样的教学机构，对于我们高等院校的外语专业就未必合适，但是可取的是给予了教师较大的自主选择权。

毫无疑问，我们都以优秀的成绩从语言中心毕业。那么接下来又该做什么呢？此时，从悉尼传来了一个消息：在悉尼大学进修的学长们开始攻读硕士学位了。这于我们是一个触动。研究生教育当时在中国几乎是个空白，尤其是文科专业。“文革”前只有极少数高校的外语专业招收硕士研究生，人数又是非常之少。出国前，我们这些人都没有想到过要读研究生，研究生读什么、怎么读，大家都心中无数。不过想到出国了有这个机会，悉尼的学长们又为我们开了先河，何不读个学位回国呢？于是经过一番商议，我们五个来自高校的教师中的四个向校方提出读硕的要求。我记得我们四个人一起去面见教务长时，他特地准备好了几本装订好的学位论文，指着那几本厚厚的、用硬皮封面精装的论文问我们：“你们能写出这样的论文吗？”显然，语言中心证明了我们的语言能力，但还没有什么可以证明我们的科研能力。说实话，那个年月，出国前我们谁都没有做过真正的科研，没有写过一篇像样的学术论文。于是校方提出要我们先在导师的指导下读一个学期的预科，看看我们能否完成作业，达到要求，具备读硕的条件。

鉴于我们四个人的特殊情况，校方专门给我们指定了一位导师，她是来自该校教育学院的高级讲师（seniorlecturer）Dr.MarthaRado。她是20世纪30年代从匈牙利移民到澳大利亚定居的，是位名副其实的哲学博士，因为她原来的研究领域就是哲学，到了澳洲后才转向教育和语言，当时她的主要领域是双语教育。由于澳洲有大量的移民进入，所以双语教育相当重要。说实话，语言学并非是这所学校的强项，虽然有语言学系，但没有什么大师级的人物，不像悉尼大学当时有韩礼德（M.A.K.Halliday）这样的世界级人物坐镇。我们的导师也称不上是一位语言学家，但她具有丰富的教学和指导硕士、博士研究生的经验，指导我们这些语言学基本是零起点的人，她的学识和水平是绰绰有余的。第一次见导师，不知如何称呼为妥，诚惶诚恐地称她为DoctorRado，她即刻对我们说“CallmeMartha”。第二学期我们跟着她学了一些语言学的基本知识，尤其是心理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方面的知识，写了篇综述性的学期论文，得到校方的认可，获得了攻读硕士学位的资格。第三学期我们就正式开始读硕士学位了。课程包括语言学和文学各三门课，在两个学期内完成，文学课程由英语系的几位教授给我们上，语言学的课程则主要由Martha讲授了。

何兆熊教授在拉筹伯大学宿舍楼前

Martha的年龄我们猜测大概在60—65岁之间，但是她是个很要强的女性，很勤奋，对自己的工作非常投入。我常常听到她说的一个词就是update，也就是不断更新知识，跟上发展。她每天都要浏览各种学术期刊，并且做卡片（那时还没有使用电脑），有时也让我们帮她做，以供日后查阅或推荐给学生。由此我看到要做一个合格的导师，要在学术界立足，靠吃老本是绝对不行的。在学术高速发展、信息大量积累的今天，谁都无法靠老本过日子，要么就是“混”日子，要么就是出局。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学者”（academic），一个合格的导师，是要终生不断作出努力、不断提高、不断自我完善的。

至于语言学方面给我们上什么课，Martha征求过我们的意见。那时我们对语言学这个领域知之甚少，作为教师，我们只想学一点和教学关系密切一点的语言学，而不要那些过于深奥、过于抽象的语言学。于是Martha便根据我们的要求主要指导我们在语言功能、语义、心理语言学、二语习得、语言与社会、语言与文化、语言与交际等这些方向去研读。由于我们这几个学生的特殊背景，Martha的上课方式也很灵活。她并不把自己限死在学的范围里讲课，而是根据在授课过程中我们的反应、发现的问题随时修订授课内容。也就是说，为了让学生最大程度上获益，可以暂时放弃系统性而不顾，先把有关知识给学生讲授，然后再形成系统。而这个形成系统的工作完全可以留给学生自己去做。用她的话来说就是用拼mosaic的方式。所以实际上她并没有把教学限定在三门课程，而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融合了多个领域、多个方向的“大拼盘”。

刚开始上她的课，我们这些习惯了老师把一二三四、甲乙丙丁、一条条、一点点都讲得不能再清楚的老学生来说，实在是很不适应的。她似乎从来不会在我们的小班课上把某一个内容讲得很全面、很透彻，而往往只是把要点列一列，把框架勾一下，接着就让我们大家提问题一起讨论。每次上课Martha都会布置课后的文献阅读，她把有关的文章介绍给我们，但鼓励大家到图书馆去找更多的文献。这其实就是研究生应有的学习方式。我们这些习惯了填鸭式的教学方法的“教师学生”（teacher-student）到了这时终于醒悟了。

有人问起过我：“你的语用学是否是在澳大利亚进修时学的？”其实Martha当年并没有给我们上过语用学这门课，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初，大概国外还没有哪所大学系统开设语用学这门课的，如果有也是凤毛麟角。不过应该说她当之无愧是我语用学的启蒙老师。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我最早是怎么接触到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的。那天下午是她给我们讲课的时间，她身着宽大的裙服，脚蹬高跟鞋，一手拿了一本书，另一只手拿了一支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locutionary、illocutionary、perlocutionary这三个术语，做了很简单的解释，我们都没怎么听懂，她大概也没有期待我们一下子就能懂，然后就说，你们到图书馆去找HowtoDoThingswithWords这本书吧！我就是这样让她给推进这扇门的。有时我想，汉语里把指导研究生的老师称为“导师”，以有别于一般的“教师”，我觉得这个称呼很好，到了研究生的学习阶段，学生更需要的是被“导”，而不是被“教”。导师在课上给学生讲课只是一个方面，在研究生阶段，更重要的是学生的自主学习。这个道理现在大家都明白了，但在当时，于我们来说却既新鲜又具有挑战性。Martha给我们讲课基本上是隔周一次，每次上完课后就布置阅读，到下一周见面时，就要有一名同学做汇报，然后大家参与讨论。当然我们的阅读并不限于她推荐的几篇文章，用功一点的就会自己到图书馆去找更多的资料，觉得有价值的就拿到讨论会上来。其中也不乏导师没有看到过的，但导师不会因此而感到尴尬，反倒会表扬、感谢推荐好文章的学生。学海无涯，有哪位导师能保证自己什么文章都看到过呢？研究生和导师既是师生关系，同时也是一种同仁关系。导师指导学生的过程也是自己学习、提高的过程。

语言学是一个覆盖范围很广的领域，下属的专门学科很多，任何一个自称语言学家的人都无法做到所有学科都精通。Martha也很清楚自己的短板，所以她会推荐、介绍我们去听其他教师的课。在这方面，她没有门第之见，哪门课对学生有好处，哪个老师对某个领域的造诣特别深，她就介绍我们去听。

很快就到了最后的写学位论文的阶段了。我们四个人中有两个（包括我）选择了语言方向，另外两个选了文学方向。选语言方向的就由Martha指导。首先是定题的问题。Martha的做法是她从不给学生指定题目，写什么由学生自己决定，但她会和你讨论写这个题目的可行性。她还说，你们要根据自己的兴趣去定题，尽可以选我不熟悉的题目，如果你们写的内容我都知道，那你的论文还有什么价值呢？此话初听来似乎荒谬，导师怎么能指导学生写自己不熟悉的题目的论文呢？但细想一下，此话有道理，导师的作用是指导学生怎么写，如果学生能把导师原本不懂的东西，写到让他能看懂，这一定是篇写得很成功的论文。如果学生写的都是导师知道的东西，那学术研究还能有进步吗？Martha对我们两个中国学生的论文指导是很上心的。她要求我们完成一部分就给她看一部分，而且是一对一、面对面地讨论、指导、逐字逐句修改。我还记得到她办公室和她讨论论文的情景，时间大多是晚饭前的五六点钟，她会备好葡萄、苏打饼干、奶酪、橄榄之类，边谈边吃，其实那是她部分的晚餐。她20世纪30年代到澳大利亚定居，应该说她的英语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我记得有一次遇到了一个语言表达上的问题，也不是什么很大的问题，令我感到惊讶的是她居然会说“这个问题最好请教一下nativespeakers”，可见她在学术上的严谨，以及对我们的负责。

何兆熊教授（中）硕士毕业时与导师MarthaRado博士（左）的合影

今天我国的研究生制度已经十分成熟，但我用了不少笔墨来回忆当年跟她读硕士的种种情景，是因为当时的中国研究生教育还是一个空白，我有幸到国外去亲身攻读学位，亲历读硕的全过程，对我回国后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我回国后不久就开始招收硕士生，年开始招收博士生，如果我当年的学生看到这篇文章一定会说，何老师就是这么“导”我们的，原来他都是从他的导师那儿学过来的！

回国后的作为

我觉得20世纪80年代上外的整体工作氛围极好。经过“文革”，和其他各个行业一样，高校面临着百废待兴的局面。从校领导到教师热情高涨，人人都想尽快让教学走上正轨，重振上外在外语教学界的雄风。当时英语系的主力军可以说是60年代留校的一批人，包括我自己。“文革”开始时，我们这些人还都是初上讲台的青年教师，而到了“文革”结束，我们可以说已处在青年和中年的交界线上了，为了弥补那近十年失去的光阴，而且是人生中最好的十年，我们人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既为学校，也为自己奋力工作，每个人都想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同事之间似乎没有太多的竞争和攀比，更多的是自己对自己的比较，把当前的自己和过去的自己相比。为数尚不多的刚从国外进修回来的教师无疑比别人具备更好的条件，具有更为宽阔的施展才能的空间，自身的责任感也要更强一些。

回国后我立即被安排上三年级的精读课。在今天的青年教师看来这根本不值得一提。但他们也许不知道，“文革”前上外英语系的青年教师大多都在上低年级的精读课，三、四年级的精读课都是我们老师辈分的中老年教师在上。青年教师在低年级上基础课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对个人实在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磨炼的机会。所以后来我当英语学院院长时就规定凡是留校的青年教师一概从一年级的精读课开始教，经过几年的磨炼后再根据每个人的特长考虑教其他的课程。在出国之前我一直在教一、二年级的基础课，回国后被安排教三年级的精读无疑是一个跳跃。在当年的英语系要从教低年级医院里的住院医师升到主治医生那么的不容易。不过凭着自己扎实的英语基础、出国经历给我带来的开阔的眼界，我很好地胜任了这个工作，深受学生的欢迎和好评。三年级我一连教了九年，直到我年底去美国做富布莱特访问学者才中止。

回国后我做的最有意义的两件事是在上外英语系开设了两门课并编写、出版了两本相关的教材，一门是给本科生开设的语言学课程，另一门是给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开设的语用学课程。

如今，全国高等院校外语专业大概没有哪家不在高年级开语言学这门课的了，但20世纪80年代高校外语专业用外语给学生开设语言学的几乎没有。当时系里刚从国外回来的青年教师共有三名，戴炜栋（新西兰）、华钧（英国）和我。我们三人在国外学的都是语言学方向，一商议都觉得外语专业的学生应该具备一定的语言学知识，近几十年西方语言学研究硕果累累，再停留在五六十年代以苏联的语言学研究为基础的课程显然已经落伍，何不把我们学到的一点语言学知识凑成一门课呢？三人一拍即合，于是上外英语系的课程表上就增加了一门新课——简明英语语言学，旨在给英语专业的学生介绍语言学各个主要研究领域的基础知识，包括基础的理论、发展的历史、主要的原则、研究方法、应用价值等等。当时全国高校英语专业用英语开设语言学课程的院校，上外如果不是第一，大概也在前三之列。后来语言学这门课遍地开花，和我们的创举不无关系。我们开这门课时手头没有现成的教材，国外出版的语言学导论类的教材不少，但都不适合拿来就给中国学生用。于是，我们边上课边编著教材，参考的是我们从国外带回来的资料和教科书，根据中国学生的英语程度和接受能力编写教材，最终我们三人合作编写并在年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简明英语语言学教程》一书，年经修订后更名为《新编简明英语语言学教程》，年又出了第二版。这本适用于英语专业本科生开设学期课程的教材，因其内容覆盖较为全面、语言简明、难度适中、符合本科学生的实际水平而被全国许多院校的师生所接受。从年问世到年，该书累计印刷24次，出版近20万册；从年到年累计印刷34次，逾45万册；从年至今（年6月）累计印刷16次，计40万册。从年到现在总印数已超过一百万册，对高校英语专业的学科建设、教材建设的作用不言而喻。

《简明英语语言学教程》不同版本封面图

另一门课是给硕士研究生开设的语用学。“语用学”在80年代的中国高校外语专业绝对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上面我说过，我在澳大利亚的两年期间并没有上过语用学这门课，拉筹伯大学没有这门课，其他学校也没有。语用学的知识，我可以说是在受到Martha的启蒙之后，自己研读有关文献一点点积累起来的。语用学的范围有多大，包括哪些内容，在当时是不很清楚的，哪怕是现在，语用学也不是一个边界很明晰的学科。但是在当时至少对于哪些可以算得上是语用研究的内容我还是能判断的。我认为对语言研究做最粗线条的分割，可以分成对语言本体的研究和对语言使用的研究。我个人感兴趣的是后者，感觉在这个范畴我或许还能够做稍微深入的研究。对解释语言使用具有重要意义的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和格莱斯的会话原则当时对于国内的研究生都是陌生的。于是我便有了给硕士生开设这门课，做点引介工作的想法。想当初我的导师也是这样把我引进门的，我何不也把我的学生引进语言研究这块地，愿意留下耕耘的就留下来，无意继续深作的就退出去呢？于是大概是在年，我给上外英语语言文学专业语言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开设了语用学这门课，现成的教材肯定是没有的，靠的是我在澳大利亚学习期间积累的文献资料，基本上是有关著作的部分章节和学术刊物上挑选的一些文章的复印件，学生则再拿我的复印件去复印。好在当时一届学生人数不多，十个都不到，比现在的博士生人数还少。我倒没有照搬Martha的上课方法，因其在中国恐怕一时还行不通，上课仍然以我讲解为主，但是我已经开始注重学生的参与，要求研读文献、课堂讨论。

我的《语用学概要》在年出版，比广外何自然老师的《语用学概论》晚了一年。不论是上外的“概要”还是广外的“概论”，应该说在当时国内还没有一本比较全面的介绍这一新兴学科的专著的情况下，在我国的研究人员和语言专业的学生文献资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这两本书都起到了把国外语用研究的主要成果向国内引介的作用，对于推动我国语用学的教学和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年出版的《语用学概要》只有七章，十年后，在我的三位博士生（俞东明、洪岗、王建华）的协助下我把《语用学概要》拓展、更新为包含十章的《新编语用学概要》。由于很多院校的语用学课程是用英语开设的，不少同仁建议我们用英语编写一本类似的教材，于是在十年之后我们于年又出版了Pragmatics一书。

老人的话匣子就像水闸，一旦打开了就会流淌不停。不过我对年代的回忆并没有离题。那段时间我的学习、工作经历和改革开放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限于篇幅，我不再写下去，就此关闭闸门。

作者介绍

何兆熊，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一、二届（—）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年7月毕业于原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年赴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LaTrobeUniversity）进修，年获得该校教育硕士学位后回国。年12月作为富布莱特（Fulbright）基金访问学者赴美国俄勒冈州俄勒冈大学研修一年。从年12月至年5月先后任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系系主任、英语学院院长之职。年代初回国后致力于为英语专业本科生开设语言学课程，为研究生开设语用学课程，并从事该方面的研究。出版论著有《新编语用学概要》，参加编写的教材有《简明英语语言学教程》，《新编英语教程》第5、6、7、8册，全国自学考试教材《现代语言学》和《新编简明英语语言学教程》；主编《语用学文献选读》，主编“21世纪英语专业系列教材”中的《综合英语》1—8册。

本文节选自《往事历历40年回眸——知名外语学者与改革开放》（庄智象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第1卷，原题为“赴澳研修——人生中一次宝贵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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