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季羡林是中国学贯中西的大学者看他对

编者按

今年，是季羡林先生去世10周年、诞辰周年的年份。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版权协会理事长阎晓宏与季先生生前多有交往，为此他特地撰文《为往圣继绝学》，以示深切的缅怀。文中，他讲述了与季先生的交往故事，阐释了对季先生学术思想的深刻理解。

季羡林先生是20世纪中国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其研究涉猎极广，被称为“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特别是他提出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著名论断，至今仍给人以深刻启迪。

季羡林先生一生品格高尚，不慕名利，肯于奖掖提携后进，他与政协有着甚深的渊源。他是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是《人民政协报·学术家园》创刊的重要支持者之一，本刊也借此篇文章的发表，表达我们对季羡林先生由衷的感怀与敬意。

蒲公英

今年7月11日，是季羡林先生去世10周年的日子。

季羡林读书会的创始人王佩芬女士邀我同去山东临清，参加在季羡林故乡举办的纪念活动。虽然因故不能前往，但是与季老生前的交往，特别是季老的思想观点，始终在脑海中萦绕着，挥之不去。

前几天，见到财政部在青岛挂职的家新同志，他谈到与季羡林老生前的交往，说季老在医院住院时，他去看望，季老给他写了一幅字，“相期以茶”。今年也是季老诞辰周年，我把这篇拙文献给季老以及热爱他的人们。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是一个通俗的说法，却是季羡林先生最重要的学术观点。

清朝吴敬梓《儒林外史》第46回写道：“大先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就像三十年前，你二位府上何等优势，我是亲眼看见的。”

安史之乱，郭子仪平叛立下了汗马功劳，唐明皇将公主许配郭子仪之子，何等的荣耀！但是到了郭子仪的孙子这一辈，家境败落。郭子仪的孙子挥霍无度，万贯家产消耗殆尽，沿街乞讨，直到遇见他30年前奶妈的儿子，才将其收留。其奶妈之子叹息到：“真是三十年河东享尽荣华富贵，三十年河西寄人篱下”。

季羡林老引用这两句话只是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认为，“五四”以来我们是拿来主义，好像什么都是西方的好。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看，中华民族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更是博大精深。他认为西方文化是分析思维，这种分析思维就是抓住物质一个劲儿地分析下去，一直分析到基本粒子，这种分析思维最大的弱点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他认为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华优秀文化，是综合思维。他认为所谓综合思维可以归结于两点：一点是整体的观念与普遍联系的观念；另一点是既见树木又见森林。

季羡林老提出，从人类发展的全过程来看，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他认为，西方文化也并非历来如此，更绝不可能永远如此。以前是西学东渐，到了21世纪，将是东学西渐，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东方文化，人类文化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季羡林老这个观点的提出，始于上世纪80年代。季老是学贯中西的学者，在西方文明盛行的改革开放之初，就能提出这样颇具前瞻性的观点，基于他对世界潮流与东西方文化的深刻分析、比较与把握，也需要相当的勇气。当时，社会上非常崇拜西方文化、西方文明，在国内各大学里，学习与研究传统文化的人甚少，然而对西方哲学、法学、管理学等却是趋之若鹜，只要是西方来的，常常是很流行的。季羡林老的这个观点当时鲜见赞同者，反对声一片，其中也不乏善意的嘲讽者。

面对批评，季羡林老不仅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还为此专门写了一本书，书名便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他在书中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引的这两句话，最受人诟病，然而我至今仍然认为这是真理，是诟病不掉的。”

基辛格博士在中信出版社出版的《世界秩序》一书中分析到，历史上多数时候，世界上各个不同区域，奉行着各自的秩序规则。这些秩序永远需要在克制、力量、合法性三者之间微妙平衡。他认为现在，一方面，科学技术发展进步很快，超出人们的想象和预期；另一方面人们在社会发展与治理、思想价值观念上的分歧却越来越大。欧洲均势的秩序观与阿拉伯伊斯兰教秩序观以及亚洲文化多样且包容的秩序观与美国自称代表全人类的秩序观之间不一致，是产生冲突的根源。

基辛格博士认为，尼克松总统年就曾提出，拥有8亿人口的中国，必定会成为世界巨大的经济力量。这一观点，当时令美国精英界震惊。年，95岁高龄的基辛格老人访华，他自己讲，这将是他最后一次访华，他对中美冲突忧心忡忡，虽然，有时他也不十分清楚“世界秩序”的真正内涵，但老人确信，人类有一个共同使命，这就是建立一个真正理想的世界秩序。

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主题是“在分化的世界中，打造共同命运”，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演讲中提出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个关乎人类命运的重大命题。

年毛泽东同志提出“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贡献”；邓小平同志提出“到了下世纪中叶，中国的分量和作用就不同了，我们就可以对人类有较大贡献”；到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审视人类历史发展之高度，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明确指出了“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将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智慧的结晶，也承载着对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判断，承载着无私与崇高的理想。究其发展脉络与思想基础，主要是内敛性、包容并且兼收并蓄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现在，世界的变革与发展趋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一带一路”的提出和实践，都见证了季羡林老在几十年前的前瞻性预见。相期以茶，季羡林老在天之灵定会无比欣慰的。

人的内心要和谐不能和自己较劲

中华传统文化既是综合的，又是内敛的。它的博大与精妙就在于，它始终围绕着关于人和自然的关系，关于人和社会关系（亦即人与人的关系）这条主线。

在中国哲学史上，“天人合一”讲得最多，是最重要的哲学范畴，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基石。

《道德经》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深刻阐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与规律。

《吕氏春秋》中，关于“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讲的是天人感应的关系。

荀子在《礼论》中阐述了天与人的不同职能，“天人相分，各司其职……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载人，不能治人也”。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立元神》中，阐述了他对天、地、人的观点。“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

司马迁更是称其《史记》是一部“究天人之际”的书。

到了近现代，鸦片战争轰开中国大门以后，这方面的研究少了许多，但仍有卓越者。

国学大师钱穆说：“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之贡献，主要亦即在此。”

著名哲学家冯友兰讲“人与天地参”，把天地境界视为生命追求的最高层次。

从先秦开始，到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直至近现代，“天人合一”不仅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范畴，也是文化发展的主要脉络。对于“天人合一”，历来讲得很多，观点也各有所不同，但大多是围绕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来讲。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时代的思想家阐述的观点与内涵不同，同一历史阶段，不同学者，基于不同理解，阐述的内容与观点也不尽相同。“天人合一”这个范畴，是在传承与争鸣中推进发展，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因此，现在我们讲的人与自然如何友好相处，如何平衡可持续，在社会实践与社会生活中，人与人如何和谐相处等，已经与中国历代哲学家阐述的“天人合一”的内涵有所不同———尽管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怎么看待人与天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的这条主线和脉络是清晰的。但是，关于人自身，人自己对自己，人自己内心的矛盾与平衡，历代哲人、学者虽然讲得不少，却没有把它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并列起来。季羡林老第一次提出，和谐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和谐。这是季老的重要学术贡献。

年11月29日，时任总理温家宝在中国文联第八次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协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全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题目是《与文学艺术家谈心》。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这两年，季羡林先生因病住在医院，我每年都去看他。他非常博学，每次说起来，对我都有很大的教益。中国像他这样的大师，可谓人中麟凤，所以我非常尊重他。在今年的谈话中，他对我说，和谐社会，除了讲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还应该讲人的自我和谐。我说，先生，您讲得对。人能够做到正确处理自我与社会的关系，正确对待荣誉、挫折和困难，这就是人的自我和谐。后来，我们俩谈话的大意，写进了十六届六中全会文件。”我当时看到《人民日报》发表的这篇文章，马上打电话给季羡林老的助手李玉洁老师。之后不久，我又去看望季羡林老，和他谈起这件事儿。他谦虚地说：“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这两点，历史上很多人都讲过，我就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又讲了一点，就是人自身的和谐，无论外部环境怎么变化，每个人的内心要和谐，不能自己和自己较劲。”

我不是国宝大熊猫才是呢

季羡林老年至年留学德国，在德国，他主修印度学、梵文、巴利文等10多种语言，这期间发表论文多篇，颇受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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