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冷板凳寻找根据地与跨学科训练

文章来源：科学的历程

年9月10日胡恒在中国人民大学新生导航课上的报告

今年非常荣幸能够有机会作为一名普通教师和学长跟大一刚入学的中国人民大学本科新生交流，分享一些学习经验。我从年来到人民大学攻读历史学本科专业，此后又继续攻读硕士、博士、留校任教，一晃二十年了。人生超过一半的时间在这一方精致的校园度过，与人大也结下了不解之缘。

每年的开学季和毕业季，大家都会听到很多精彩的致辞。人生的大道理前人讲的差不多了，而且往往“道理都懂，但还是过不好这一生”。我想不如从小处入手，从个人经历出发，和大家聊一聊读书。

读书的危机：别人思想的跑马场

大学第一要紧事是读书，第一大幸福事是读书，第一大收获事也是读书。刚到人大，既有从偏僻的小乡村来到大都市的惊喜，也多少夹杂了一丝惶恐。虽然历史课一直是我学习成绩最好的科目之一，但到了大学之后，一切都变得不同，最大的转变也许是一切历史问题都不像高考试题一样，存在一个相对确切的答案，它需要自己去找寻。大一、大二在繁忙的课程和胡乱的翻书中度过，我常常待在当时的校图也就是现在的博物馆的第二借阅处，那里是文史哲书籍的天地，一排一排随意翻阅着各种感兴趣的书籍。

不过，当时的我深切感受到一种读书的危机，看书虽多，但不成体系；观点虽多，但诚如我在思想道德修养课上听老师讲述的一句印象极其深刻的话，也就是叔本华所讲，自己的头脑不过是别人思想的跑马场而已。我当然不想这样，但怎样才能具有属于个人的独特见解，我还始终不得门道。这时恰好有一门文献类课程，要求我们逐字逐句对一篇古文进行原始资料的注释、整理、排比，学习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做法，先做长编，后为考异，发现了古人记述错误之处就以考证方法去解决，真正弄懂每一个字、每一句话。这次训练过后，我才真正感觉可以为前人走烂了的地方添上属于我自己的新知识，尽管它微不足道，但它是属于我个人的，那种获得感是难以形容的。

本科期间的读书，往往面临选择困难症。从我的个人经验而言，本科阶段要多读学科基础书和经典书。以历史学为例，首先读经典史籍，如《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我对地理比较感兴趣，就会较为系统地翻阅与历史地理相关的《禹贡》《元和郡县图志》《嘉庆重修一统志》等，在此基础上，奠定比较扎实的读文献、找材料、熟悉史实的能力。此外，会花上较多时间阅读各个专题方向已经经受住时间考验的经典书籍，建立对本学科“元问题”的基本认识。读书过程中的一些新的发现如果能够直接与前辈学者已建立的学科“元问题”勾连起来，无疑也将大大有助于论题的创新度与传承性。

枯燥中的收获：板凳要坐十年冷

练童子功则是在读基础书之上要更为重视的一件事。中国的大学近些年越来越重视“创新”，时代的变革当然也要求新一代的学生更能突破约束，产生“从0到1”的“创新”，这些当然是无可置疑的。不过我常常有一些担心，一味强调创新和一味强调守成是否只是一体两面的事。以我所在的历史学科而言，近二十年来，重视理论、方法可谓大势所趋，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学科的基本面貌。但显然学科“童子功”是一个更基础、更底层的学术训练过程，它耗时费力，不易快速显现成绩。但如在学术训练上投入的时间不足，必定会间接影响未来的学术气象。

大三和大四时，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正作为主要支撑力量组织推进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文化工程——国家新修《清史》的编纂。我的论文指导老师华林甫教授是《地理志》的核心成员。在他的指导下，我参与整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录副奏折，具体做法是把奏折中与地理相关的部分摘抄出来，然后在地方志中找到同一事件的记录进行验证。奏折是一种公文，清宫戏里也常常出现，不过大家通常看到的镜头是朱批奏折，那是给皇帝看的，字迹工整，不过我要整理的录副奏折是军机处用以保存的副本，字迹就潦草不堪了，加上有的保存情况不太理想，要辨认起来非常困难，公文中的人名、地名、职官名和格式也很专门，真是一脸懵懂。当时没有笔记本电脑，平时只能去旧图书馆（今藏书馆）二层半的古籍部查书，抄在笔记本上，回来再敲进台式机里。那一段非常忙碌，有时一个上午还找不到一条对应的材料，经常着急上火，起青春痘、熊猫眼也是有的，很艰难，也常常困惑于这样单纯整理资料，没有思想的工作意义何在，也只能靠念叨“天道酬勤”“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古训来进行自我激励，也可以说是自我催眠。不过材料读得多了，逐渐发现枯燥史料背后的可爱之处，历史的细节往往比宏大的历史理论要更动人，那里记载着很多有趣的人、有趣的事，鲜活的历史时常跃然纸上。由于这是一手资料，与其他资料的记载往往并不相同，这也留下一个又一个新的问题等待我去发掘、去回答。当年整理的资料至今我还留存着，迄今为止它仍然是我学术灵感的源泉之一，我出版的第一本和第二本专著也都与它有着密切的关联。

部分录副奏折整理笔记本

回首这段往事，就是想告诉大家，作为刚刚进入大学的新同学，从一个相对比较强调博闻强识的高中教育转入相对强调多元的大学教育，浩如烟海的书籍和各门课堂开列的书单令人眼花缭乱，各种理论方法非常酷炫，但选择多了，不一定意味着自由，也有可能成为囚徒。大家都很急切想出成绩，过早投入了看论文、卷科研的环节，跳过了很多静心阅读、练“童子功”、与古人面对面的机会。回首我的本科经历，完成这些面向原始文献的、最基础的、最枯燥的工作，却恰恰是最有价值的部分。

对话与“抬头”：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当然，板凳要坐十年冷，但也不是一直要坐冷板凳。我的硕士和博士都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学习。这是一个在海内外有着崇高学术声誉的机构，是一个以学术为本的机构，有着兼容并蓄的自由学风，既有许多以实证风格见长的老师，也有近二十年引领国内新史学发展的先锋学者。这给了我转益多师，努力学习不同流派理论和方法的机会。也正是在课堂上，我学习到了国内外历史学和社会学等领域关于基层治理的认识，特别是费孝通先生“双轨政治”、温铁军先生“皇权不下县”等看法。由于之前有了不少从读史料的过程中积累的经验研究，很自然的就对这些在学界影响很大的传统说法有了质疑，产生了与其对话的想法，最终这也构成我博士论文的核心问题。博士论文出版之后，也得到学术界同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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