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她的人生就是时代本身一百年,许

“人的一生不知要遇到多少人与事，到了我这个岁数，经历过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发生的种种，我虽是个平凡的人，却也有许许多多的人可念，许许多多的事想说。”世纪老人、著名翻译家、作家杨苡先生曾发出这样的感叹，于是，南京大学教授余斌以倾听抵抗遗忘，以细节通向历史真实，在杨苡先生岁之际，向她奉上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历时10年整理撰写的《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该书近日由译林出版社正式出版面市。书中，家族旧事、翡翠年华、求学之路、山河故人，一个世纪的人与事在叙述中缓缓展开。余斌在万字《书成漫记》中写道：“我有意无意间充当了杨先生和读者的中间人。它应该是一部可以面向一般读者的口述史。”

杨苡原名杨静如，年出生于天津，先后就读于天津中西女校、西南联大外文系、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曾任职南京国立编译馆翻译馆、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她翻译的《呼啸山庄》是最流行的中译本之一，她也是此中文书名的首译者。哥哥杨宪益是著名翻译家，姐姐杨敏如是古典文学专家，丈夫赵瑞蕻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外国文学专家。

岁生日之际，中国作协主席、中国文联主席铁凝，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张宏森发亲笔签名信祝贺，向她致以崇高的敬意：“杨苡先生是五四运动的同龄人，是自西南联大迈向广阔生活的进步学子，是首创‘呼啸山庄’这一译名并使该译本成为经典的重要翻译家，是兼及诗歌、散文、儿童文学创作的勤勉写作者。山河沦落时，杨苡先生不甘安守于家庭的庇护，怀着青春热血投身时代洪流与祖国同命运；家国康宁时，杨苡先生古稀之年以生花妙笔完成《天真与经验之歌》《我赤裸裸地来：罗丹传》等著作的翻译，依然满怀蓬勃意气。被文学生活、文学事业、文学追求所浸润的人生饱满而光洁。”

《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是杨苡先生唯一口述自传，这是一位女性的成长史、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一部个体见证下的百年中国史。从年走向今天，杨苡的人生百年，正是中国栉风沐雨、沧桑巨变的百年。时代与人生的淬炼，凝结为一代知识女性的天真与浪漫之歌。书内收录自20世纪初以来珍贵历史照片张，辅以详实图注作为口述的延伸和补充。由“中国最美的书”得主周伟伟担纲设计统筹，苍青配色寓意生命常青。正文采用纯木浆纸印刷，藏读两宜；图片采用古典艺术纸印刷，还原真挚本色。锁线裸脊，装帧典雅，尽显岁月沉淀之美。

本书为《杨苡口述自传》上部，从清末杨家发迹写起，到年，抗战胜利后杨苡从重庆随中央大学北返南京告一段落。以年分界的“上学记”与“上班记”是杨苡人生的双重变奏。据悉，下部文稿已基本整理完成，将于近年出版。

内文选读：

写在后面：成书散记

这本书的成书过程，有必要交待一下。

缘起当然是认识杨苡先生。

一

杨先生和赵瑞蕻先生是一家子，赵先生是南大中文系的教授，读本科时我修过他的选修课“欧洲浪漫主义文学”，还是那门课的课代表。但赵先生的课，我大都逃了，以至毕业留校分在外国文学教研室，我都不好意思登门拜访本专业的这位退休的前辈。

忽一日，赵先生的弟子、我的同事唐建清告我，杨苡先生知道我写了本《张爱玲传》，想借一本看看。这让人大起惶恐，连忙登门去送书。

说起来我知道杨先生其人，还在赵先生之前，因刚上大学不久就买过她翻译的《呼啸山庄》，一气读完。又翻过三联出的一个小册子，叫《雪泥集》，收入的是巴金与她通信的遗存。杨先生对巴金崇仰之情，是人所共知的，张爱玲的路数、风格，与巴金完全两样，杨先生怎么会对她感兴趣呢？这是我很好奇的。

后来我忖度，多半还是因为我硕士阶段的导师邹恬先生的缘故。杨先生虽在南师（后来的南师大）外文系任教，因在中央大学借读过两年，又长期是南大的“家属”，一直住在南大宿舍，和南大中文系许多人都熟，颇有一些，熟悉的程度甚至超过赵先生。邹老师似乎是晚一辈的人中她最欣赏的一位，用她的话说，“很谈得来”。邹老师对她说起过几个学生论文的选题，所以她老早就知道，邹恬有个学生，在研究张爱玲。我怀疑爱屋及乌，杨先生对邹老师的学生，多少也会另眼相看，至于我的选题，杨先生大概觉得有新鲜感，发表过“感想”的，说，这个好。

第一次登门，就在杨先生的小客厅里坐了怕有两个钟头。他们家只有这一处待客的地方，我归在杨先生名下，实因即使赵先生在场，与来客的谈话往往也在不觉中就被杨先生“接管”，赵先生的“存在感”则大大地淡化。我虽是因送书而去，看望赵先生却是题中应有，而且是教过我的，开始也确实多与赵先生对话，但不知不觉就变成主要与杨先生接谈了。

后来我发现，若做出主、客场划分的话，这小客厅是杨先生的“主场”，赵先生的主场在外面。以地位论，赵先生是教授，杨先生退休时，只是一个未进入职称体系的“教员”，参加活动，主次分明。杨先生肯定不接受三从四德那一套，但家中男主外女主内，夫唱妇随的大格局还是维持着的。即使在家中，赵先生的重要也一望而知，客厅里最显眼的一张大书桌就是他专用，杨先生并没有伍尔夫所谓“一间自己的房间”，似乎也“安于现状”。只是宾客闲聊起来，自然而然，就容易进入杨先生而非赵先生的节奏。

赵先生往往在公众场合显得兴奋，而且很容易就会进入赋诗的激昂状态，私下里却话不多。杨先生相反，公开场合不喜欢说，要说也不自在，在私下场合，则非常之放松，且很是健谈，直到百岁高龄的现在，兴致高的时候，聊上一两个小时，亦不在话下。这里面固然有历次政治运动挨整被批的阴影，另一方面却更是因为性情如此。

闲聊之为闲聊，即在它的没有方向性，杨先生聊天更是兴之所至，不过怀旧肯定是其中的大关目。旧人旧事，恰恰是我感兴趣的。往高大上里说，我原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别希望与研究对象之间，能有不隔的状态，杨先生谈她与巴金、沈从文、穆旦、肖乾、吴宓等人的亲身接触，即使是无关宏旨的细枝末节，又或旁逸斜出，完全不相干的，我也觉得是一个时代整体氛围的一部分。往小里说，则掌故逸事，或是已经消逝了的时代日常生活的情形，也让我觉得有趣。后者未尝不可从别的渠道获得（比如像陈存仁《银元时代的生活》、齐如山的《北平谈往》、《齐如山回忆录》等书），但面对面的闲聊更其“原生态”，乃至杨先生聊旧时人事的态度、随意的品评，也是我觉得有趣的。

二

于是我去杨先生那儿的次数就多起来。杨先生似乎也欢迎我去聊天。若是隔段时间未登门，她会打电话来，问是不是最近很忙？有时有客来访，想我可能感兴趣，则会来电话让我过去，一起聊天。聊得多了，就觉好些内容，实在应该记下来与人分享的。也当真实行了。

起初是促杨先生写文章。杨先生早年就钟情写作，之前最感兴趣的是诗歌，晚年则多写散文，至少是发表的，以散文为多。事实上她写过不少忆旧谈往的文章，母亲，二姐，杨宪益、戴乃迭、沈从文，更不用说巴金、萧珊，都曾出现在笔下。兴致好的时候，她甚至拟出一批篇目，打算逐一写来，甚至书名都想好了，比如《超载的记忆》《翡翠年华》《旧邮拾遗》《七老八十的人》……只是大多因身体原因，或是访客不断，又或她惦着看某部电影，追某部电视剧，忽然想起要理书，归置她的玩偶，翻寻某个朋友的信札，等等，等等，一时兴起之后就放下了，最后大多没写。

“促”她写文章的远非我一人。我的“促”是泛泛的，报纸杂志出版社的“促”就不一样了，往往很具体，又有时限，到时就变成了“催”——催稿的“催”。杨先生愿意写，有时且答应下来，但一旦变成了“催”，就老大不乐意。过去师友邀稿又是一说，现在催稿的都是晚辈了，拒绝起来，可以不假辞色。而且写文章毕竟耗精力，杨先生年事日高，写个一篇两篇尚可，要把经历的人与事都写出来，不大现实。

于是想到，何不给杨先生做个口述实录？

但是很长时间里，也就是一说。有一次，又在杨先生家闲聊，她说起在中央大学借读时蒋介石两次到学校视察的事，很是有趣，随说随忘，觉得可惜，回家后连忙就记忆所及，记下来，有模糊处，打电话过去再问。完篇后起了个名，《两见“蒋校长”》。杨先生看了之后做了不少修改，成了一篇文章，题为《半个世纪之前的奇遇》，发在了一个叫《悦读》的杂志上。那篇文章特有意思：有些句子，是针对我不准的记述说的，对象似乎从读者变成了某个具体的对话人，写进文章里了，外人自然看不出来，我回想一下就明白，这是在纠我的错。

这大概是第一次，将杨先生所说，笔之于书。即使是原始版本，严格地说，也是一份伪口述实录。口述实录作为一种样式，实际上是和录音设备的广泛应用联在一起的，有录音，才比较靠谱。大概是年，我下决心当作一桩事来做杨先生的口述史，于是就开始上手段了：有段时间，每周去杨先生家一次，带一学生同去，专管录音，之后将录音变成文字。

整理出来的文字渐积渐多，叙事比较连贯的部分，我就想整理出单篇来，找合适的媒体先发一下。有一篇《来凤的故事》，讲杨家早年一个丫头的遭遇，弄出来了，请杨先生过目。这次杨先生对内容本身倒没什么疑议，出乎我料想之外的，是她说，来凤被强暴的事，说出去不大好吧？她的后人还在，看到了会怎么想？我真没想到这会成为一个坎。倘若这都不能写，以此例彼，想想聊天时说到的很多人与事，因是有名人物，更有顾忌了，岂不是都得绕着走？一部口述实录回避掉很多，那就失了本意。

用网上的话说，杨先生的“禁令”让我“很受伤”，用过去的话说，“严重挫伤了积极性”。意兴阑珊，进度一下就缓下来了。这事也是再而衰三而竭的，一晃就是八九年。也不是完全停工，除了有一年在韩国教书，凡去杨先生处听到可记的人与事，还是会记下，只是有一搭没一搭，而且没了录音笔在侧的“正式”。杨先生和我，都还存着做口述实录的念，但没了DEADLINE，便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三

转机在年，这一年杨先生实打实地跨入了百岁高龄。这么说盖因民间有“过九不过十”的说法，前一年杨先生99大寿，周围的人已然已百岁“相许”，她兀自拒绝，说是“假的”。那年年底还真有一小坎：胆结石发作，医院。做手术还是不做，家人、医院，都很纠结。杨先生无所谓，两可。但也不是全然没有倾向，她问医生，还能不能再活一年？

至少95岁以后，杨先生已经开始频频提及身后事了，同时也时不时说她的“预感”，比如，今年过不去了；还能活半年；我自己有数的，冬天肯定不行了……有点“时刻准备着”的意思。

我不说“不祥”的预感，因为杨先生说时语气里没有“不祥”的成份，不悲，不伤，有时还笑嘻嘻的，神情一点不沉重。她得到的回应，多半是说她的寿数长着呢。里面固然有善颂善祷的成份，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的确谁也看不出所谓“下世的光景”：她的精神还是那么好，也还是那么健谈。

而后就轮到她对别人有意无意的避谈生死表示不解了：怎么比我年轻的倒忌讳说这个呢？这有什么不能说的？真奇怪！

——“真奇怪”是杨先生的口头禅，加重语气表示她的不解。属于“真奇怪”范畴的，颇有一些，应是人之常情。生死之事大矣，中国人对死亡的态度一般是不去面对，杨先生并非哲学式的“直面”，只是顺其自然，不时的提起，乃是就事论事的性质，没什么“负面情绪”，更不会为“负面情绪”笼罩：生活节奏依然如故，该看电视看电视，该读报读报，该理书理书，并且兴致不减。

手术前清楚地表露出“求生欲”，因此显得有点不寻常。后来手术在最后一刻取消，杨先生出院回家后打来电话，有躲过一劫的欣喜。她的描述突出了此事戏剧性的一面：那边手术室准备就绪，这边她已换上了手术服，正待推过去，忽然说，不做了。原来关于手术与否，医院方面的“两条路线斗争”一直在进行，没准是她的一年之问促成了院方最后的放弃。她因此说她“很得意”。

为什么是一年呢？杨先生就她的“活命哲学”给出的理由很有意思，是外人再想不到的：都当她是百岁老人，病房里也成传说，医护、病人，有事没事过来探探，看个稀奇，用杨先生话说，她成大熊猫了，——还没真的到百岁呢，这不是骗人吗？所以她对医生有一年之问，一年过去，已届百龄，庶几不枉担了虚名。

杨先生一向是阻止人给她过生日的，百岁华诞也不例外。但是那几天她很开心。或是见面时，或是在电话里，她不止一次说起她的“得意”。一是避免了在岁数上“弄虚做假”，虽然这“假”不是她造的；二是想起过去整她的人看不得她挨整时亦时而忍俊不禁，每有笑意，即厉色正告她：你笑吧！看谁笑到最后？！那些人都已不在了，谁笑到了最后呢？杨先生笑吟吟地说。纪录片《九零后》里她引巴金的话，长寿是一种惩罚，她则说，活着就是胜利。

同时她提到了她的计划，说有生之年的一件大事，就是完成口述实录。杨先生这么说，有一部分也是为我考虑：不能一直白忙活呀。当然，更要紧的是对人与事的忆念，至于总结人生，或是给后人留下一份史料之类，她倒是没多想的。

我重整旗鼓做口述实录，一大原因也是杨先生恰在此时松了口，表示对口述的内容，不设限了。——事实上在对熟人朋友讲述时，她从来没什么顾忌的，对我这个时间最长的倾听者，就更是如此，只是事关发表，她才会顾虑重重。最让我沮丧的，莫过于杨先生经常兴致勃勃讲了一段之后，忽然追上来叮嘱一句：这个不能说出去啊。（或者忽然看一下我的录音笔，问道：这个你没录吧？）

四

关于何者可说，何者不足为外人道，影响杨先生判断的，除她自己的尺度之外，还有其他，一个重要的源头是姐姐杨敏如。

敏如先生没有留下一部口述，真是憾事，我在雷音《杨宪益传》里读到过对她的采方片段，说人说事，快人快语，生动传神。有一点，她与杨苡先生是一样的：记忆力极好，且叙述中充满鲜活细节，极有情境感。但她的条条框框比妹妹多得多，而且伴随着由性格而来的不由分说的性质。杨先生每每发表了忆旧的文章，敏如先生多半会有否定性的评说，一个是该不该写的问题，一是所写确不确的问题。敏如先生对维护家族声誉相当执着，杨先生认为无须讳言的（最典型的是母亲的姨太太身份）也被圈在里面；另一方面，记忆之事，原本无法定于一尊，敏如先生的辩正却不容置辩。

杨先生从小对姐姐即有畏惧之心，九十岁一百岁犹然，心下不服也只有嗫嚅式的反抗。结果是，忆旧谈往的文章，特别是涉及家族旧事的，干脆赌气不写了。她们的关系极密切，敏如先生百岁之后她们还常打电话聊天，聊个把小时是常事。年敏如先生以岁高龄去世之后，杨先生时时想念，其子女也时在念中。另一方面，她想写什么说什么时放松了许多，也是真的。这也是我觉得她与姐姐或杨家成员之间关系有趣的地方。

但即使到现在，在我看来，杨先生对说与不说的尺度拿捏，还是偏紧。这当然与所处的位置有关，她是当事者，作为记述者，我虽不是做壁上观的态度，但比起来怎么着也属局外人。何况一代人与一代人是不一样的，杨先生的经历、个性、受的教育、她的教养，这几项加在一起，又让她格外注意面向外界时的分寸。这里面当然有对自我形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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